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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文明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邢云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从五个方面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提供了指引,也为人类现代化理论谱系打开了中国视界。

  作为一个现实的理论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也蕴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哲学态度。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需要把这一历史的、具体的范畴上升到哲学层面,从普遍性的意义上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惟其如此,才能够有效地回应“何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之问。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进行哲学考察,以期初步探讨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技术文明史的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阶段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离开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前提谈人类历史,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类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他指出:“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也主要是以生产方式特别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作为依据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以说,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形态划分的根本尺度,在谈及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时,首先应该确立的一个坐标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从发生学来看,现代化进入人类历史叙事,一个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发明应用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也带来人类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推动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从18世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先后又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机器时代;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今天,人类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区块链、5G、元宇宙等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智能化进程。最新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应用的迅猛发展,导致人们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风险的担忧,以至于有科学家发出倡议,呼吁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对人工智能技术暂停开发6个月,以避免由于“智慧涌现”而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就是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人类生产力不断迭代进化的过程。历史地看,人类科技革命的每一次出现,也在重新定义现代化的内涵。与今天的智能制造工厂相比,蒸汽时代的大工业生产显然是处于“前现代的”,而且,两者的差距并不比蒸汽时代大工业生产较之“前蒸汽时代”人类主要以人力和畜力减轻劳动强度的手工工场要小。我们谈论现代化,首先要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理解,而以生产工具(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革命,不仅赋予了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化自然”的巨大能力,也在革命性地重塑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改变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面貌,而我们把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从人类文明的演进来看,我们不能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态的方案,也不存在某种可以直接拿来复制的现代化“模板”。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被动开启的。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碰撞”,实质上是处于工业时代的西方与仍旧处于农业时代的中国的碰撞,是两个处于不同技术时代的文明碰撞。因而,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不同代际技术文明的碰撞,其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根本上说是生产力水平落后于时代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惨痛的教训中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结论。检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虽然我们在184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接触到工业文明,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随后的两次工业革命中,中国总是处于慢半拍的状态,甚至在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仍然面临着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艰巨任务。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力量前赴后继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探索,但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一种缺乏历史主动性的情况下推进,最终的结果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且总是被世界秩序重构的动荡所打断。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前提和稳定的制度保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逐步迎头赶上,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并联式”的特征,在西方历史上历时性发生的工业革命,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在中国呈现出来,这无疑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更为复杂。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处在一个人类现代化“范式”转型的时刻,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和西方国家第一次处于并跑位置,均面临着从0到1的开创性探索。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我们拥有的“后发优势”边际效应在递减,需要我们积聚基于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针对“现代性问题”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回应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明图景,但这一文明图景又是充满“悖论”的,以至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现代化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惑:对于人类来说,现代化究竟是福祉还是灾难?这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于事物之善的终极追问,其更直接的理由来自不能回避的现实场景。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番图景。1845年,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这样为我们描述当时伦敦的状况。“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他引用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关于英国棉纺工人所说的话,“对于他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抗争、哀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创造、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创造的、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烟雾、飘浮着棉絮尘埃、回响着酗酒者的喧嚷、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劳役痛苦的那个阴沉昏暗而又人声鼎沸的陀斐特呢?”

  现代化从早期工业化开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相”:生产力的高歌猛进与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化、财富的堆积与贫困的积累、物质的富裕与精神的奴役。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挟“先发优势”,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刻”着这一充满“悖论”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现代化的成果最终成为西方文明的专利,而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却主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承受。西方早期工业化中出现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景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劳动的异化、工人的贫困、环境的恶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奴役,都与“资本”这两个字有关。因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因此,西方现代化一开始就与“资本”交织在一起,这个在历史上摧毁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如今也成为了“反噬”西方现代化的“咒语”。

  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技术”逻辑的现代化表现出高度警惕,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担忧和抵抗,这些思潮或多或少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精神,从多个方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其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宏大叙事”等,试图以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解构自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建构的一整套观念系统。可以说,这是“资本+技术”逻辑的现代化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紧张关系在社会观念系统中的反映。因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生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知识系统,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背面”的事实,而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激进的批判之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建构性方案。与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批判形成鲜明对照的现实是,以资本逻辑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系统依旧在高速运转。一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场景,贫富差距问题、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人类能否走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化道路呢?答案是能,且必须走出来,因为如果不能,那人类在享受现代化福祉的同时,就有可能面临致命的风险。

  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而提出的,其本身更是包含了对现代性问题——这个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但却无法解决的人类课题作出的中国探索。因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具有超越性意义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走出这样的道路呢?

  从人类现代化的进程来看,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早在中国之前,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在西方国家之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也形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对于西方的依赖,以至于陷入了“发展陷阱”之中。这样的历史教训也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启示,那就是我们在学习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从更深层次上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高度警惕西方主宰的国际资本对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的控制,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而这一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可以实现。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始终保持对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的警惕,从而在实践层面避免这种资本逻辑带来的“外部性”,才能最终走出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类现代化的正义道路。

 

  面向未来的承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

  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中华民族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也担负着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新科技革命同频共振,是处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新阶段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一种宏大历史视野观照今天的话,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虽然是在赶超西方的历史语境下提出的,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却以一种“跨栏跑”的姿态行进,在以一种“压缩式”的方式完成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后,就迎面遭遇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当前,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正在前所未有地给人类整个生产和生存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变革,重塑人类文明形态,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定义“现代化”这一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也第一次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并跑”位置,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跑”位置。

  在这场新的现代化征程中,中国命题和人类命题也在同一历史时空中交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课题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给出“共同题解”。与以往不同,今天正在行进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人类生产力的将来进行时进行谋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重大战略安排,就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行谋划的。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推动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并没有可以借鉴或者模仿的样板,只能靠自己探索。坚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占领人类科技发展制高点,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气所在、关键所在。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是突破西方个人中心主义和“资本逻辑”的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点主张,“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发展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靠资本的觉悟来破除资本的“魔咒”是不可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不仅要解决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也要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解决好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人类共同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特征,既标识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实际上也是针对由于“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而言的。

  现代化应该成为全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福祉,另一部分人的灾难。西方现代化的哲学立场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个“我”就是“理性的工具人”,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资本化的人格”,因而,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个人中心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表现为物质中心主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要破除“资本的魔咒”,就必须在关于现代化的哲学上进行一场革命,重新定义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真正地摆脱人与人之间“物的依赖性”,让人类现代化回归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和“霸权逻辑”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望,但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举步维艰,在追求本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不能摆脱附庸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现代化的历程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以自己的现代化成就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虽然人类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事实上,这样一个重要认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思想解放作用,能够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重新认识和思考本国现代化和西方的关系,树立实现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心。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要实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态度,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认可。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并倡导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要实践,有力地回应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与西方国家动辄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形成鲜明对照,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地位。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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